热带病毒
主演：Alejandra Borrero,Diego León Hoyos,María Cecilia Sánchez,Camila Valenzuela
简介：◤我们之所以屡因病毒遭受不幸，恰恰在于人类发明的新技术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颠覆了此前的自然平衡，而没有留给其他生命形态充分的时间调节自己，以适应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危险变化。 " 疫情下的鼠年春节我们不能聚会、拜年、逛街，也不能前往一线救死扶伤，所以不妨担任疫情的观察员，通过电影和书，观察一下或虚拟或真实的疫病故事。 电影中的传染病 老片重温的《极度恐慌（outbreak）》和韩国《流感》的故事几乎雷同：动物引发疫情-政府封锁疫区-政府计划肉体消灭-发现病毒抗体-happy ending，但其反映出的共性却颇堪玩味。在这两部电影中，无论是面对变异后的埃博拉病毒还是猪流感，披露还是隐瞒疫情成为政府面对的首要问题。 与这两部片子不同，美国电影《传染病（contagion）》以sars为原型，在政府和民众之外，引入了利益的视角。传染病是场灾难，但药物却是“生意”。无论是推销“连翘”的网红，还是相互竞争的研究者，抑或是研发疫苗的企业，其背后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透过利益的棱镜，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极度恐慌》中美国军方秘密持有的生化武器，《流感》中疫区外民众对疫区内民众的恐惧和封锁，《传染病》中政府信息泄露和疫苗分配的黑幕等。 因此，传染病绝不仅仅关乎科学，它还关乎政治，关乎人类，关乎人类社会的命运。 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史 让我们从电影回到历史。贾雷德·戴蒙德的畅销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认为我们大大低估了病菌在历史中的地位：“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行政组织方面拥有对他们所征服的大多数非欧洲民族的巨大优势。但仅仅这种优势还不能完全说明开始时那么少的欧洲移民是如何取代美洲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那么多的土著的。如果没有欧洲送给其他大陆的不祥礼物——从欧亚大陆人与家畜的长期密切关系中演化出来的病菌，这一切也许是不会发生的。”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梅毒、淋病、肺结核和流行性感冒等病菌的，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据估计，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从2000万人减少到100万人。 病菌也并不是只对欧洲人有利。非洲、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热带地区的疟疾、霍乱、黄热病，到现在仍是致命疾病。它们是欧洲人在热带地区进行殖民最严重的障碍，使他们在瓜分新大陆400年后才对非洲完成殖民。在各种热带病毒中，最耸人听闻的就是被称为“生命黑板檫”的“埃博拉”。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生动记述了1967年至1993年间埃博拉病毒几次为祸人间，以及人们如何顽强抵抗的故事。这本书对埃博拉病毒传播和发病的描述近乎恐怖小说，而更恐怖的是，它无比真实。 病毒对人类的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人类命运的发展史，看作人类与老鼠、虱子这些病菌携带者以及它们所导致的疾病的抗争史。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汉斯·辛瑟尔的《老鼠、虱子和历史——一本全新的人类命运史》融科学、艺术和历史于一炉，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开始，到十字军东征，最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将病毒对军事史和政治史的影响娓娓道来——“文明的滚滚车轮，因造成疟疾的疟原虫而退步不前；全副武装的军队，在被霍乱弧菌引起霍乱或痢疾后，抑或被伤寒杆菌感染后，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舌蝇翅膀上所携带的锥体虫，摧毁了大片的土地；世世代代的人，都曾饱受梅毒之苦。战争、征服以及伴随我们称之为文明而来的群居生活，只不过为更大的人类悲剧创造了条件”。 疫病与人类始终同在 因此，面对病毒，如何“除之而后快”成为各大电影的情节推动力，乃至直接消灭病人也在所不惜。但是，这种线性思维忽略了病毒并非孤立存在，它只是大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正如威廉·麦克尼尔在巨著《瘟疫与人》中所言：“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如果我们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单一的“原因”上，并尽力将某个特定的“结果”归因于病毒，易误入歧途。因此，我们亟待摆脱消灭病毒的简单思维，转向病毒与人类共生的系统论。 病毒在我们身上的寄生，就和我们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宿主和病原体之间在经历了许多世代以及数量可观的族群相互调适后，会产生一种能让双方共容共存的适应模式，不会给对方的正常活动造成重要损害。就此而言，我们之所以屡因病毒遭受不幸，恰恰在于人类发明的新技术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颠覆了此前的自然平衡，而没有留给其他生命形态充分的时间调节自己，以适应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危险。 人类虽以胜利者的姿态取得新的生态地位，但并没有改变生态系统本身。当人类一次又一次蹂躏其他生命形态达到自然极限时，生态就会失衡，就像病毒在我们体内失衡一样。其实，当我们将自己代入到病毒的视角，人类可能颇像一种急性传染病，即使偶尔表现出较少具有“毒性”的行为方式。在《血疫》结尾处作者不乏悲痛地说： 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它开始对人类这种寄生生物做出反应，人类的泛滥仿佛感染，混凝土的坏死点遍布全球，欧洲、日本和美国犹如癌症的烂肉，挤满了不停复制的灵长类动物，人类群落无限扩张和蔓延，很可能会给生物圈带来大灭绝。也许生物圈并不“喜欢”容纳五十亿人类。也可能是一百年间人类的极度增殖突然产生了海量肉类，这些肉存在于生物圈的每个角落，面对想要吞噬它的另一种生命体，很可能无法保护自己。大自然有自我平衡的手段。雨林有自己的防护手段。地球的免疫系统察觉了人类的活动，开始发挥作用。大自然在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via 社会科学报 点击“了解更多” 获取全文）
简介：◤我们之所以屡因病毒遭受不幸，恰恰在于人类发明的新技术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颠覆了此前的自然平衡，而没有留给其他生命形态充分的时间调节自己，以适应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危险变化。 " 疫情下的鼠年春节我们不能聚会、拜年、逛街，也不能前往一线救死扶伤，所以不妨担任疫情的观察员，通过电影和书，观察一下或虚拟或真实的疫病故事。 电影中的传染病 老片重温的《极度恐慌（outbreak）》和韩国《流感》的故事几乎雷同：动物引发疫情-政府封锁疫区-政府计划肉体消灭-发现病毒抗体-happy ending，但其反映出的共性却颇堪玩味。在这两部电影中，无论是面对变异后的埃博拉病毒还是猪流感，披露还是隐瞒疫情成为政府面对的首要问题。 与这两部片子不同，美国电影《传染病（contagion）》以sars为原型，在政府和民众之外，引入了利益的视角。传染病是场灾难，但药物却是“生意”。无论是推销“连翘”的网红，还是相互竞争的研究者，抑或是研发疫苗的企业，其背后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透过利益的棱镜，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极度恐慌》中美国军方秘密持有的生化武器，《流感》中疫区外民众对疫区内民众的恐惧和封锁，《传染病》中政府信息泄露和疫苗分配的黑幕等。 因此，传染病绝不仅仅关乎科学，它还关乎政治，关乎人类，关乎人类社会的命运。 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史 让我们从电影回到历史。贾雷德·戴蒙德的畅销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认为我们大大低估了病菌在历史中的地位：“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行政组织方面拥有对他们所征服的大多数非欧洲民族的巨大优势。但仅仅这种优势还不能完全说明开始时那么少的欧洲移民是如何取代美洲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那么多的土著的。如果没有欧洲送给其他大陆的不祥礼物——从欧亚大陆人与家畜的长期密切关系中演化出来的病菌，这一切也许是不会发生的。”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梅毒、淋病、肺结核和流行性感冒等病菌的，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据估计，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从2000万人减少到100万人。 病菌也并不是只对欧洲人有利。非洲、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热带地区的疟疾、霍乱、黄热病，到现在仍是致命疾病。它们是欧洲人在热带地区进行殖民最严重的障碍，使他们在瓜分新大陆400年后才对非洲完成殖民。在各种热带病毒中，最耸人听闻的就是被称为“生命黑板檫”的“埃博拉”。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生动记述了1967年至1993年间埃博拉病毒几次为祸人间，以及人们如何顽强抵抗的故事。这本书对埃博拉病毒传播和发病的描述近乎恐怖小说，而更恐怖的是，它无比真实。 病毒对人类的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人类命运的发展史，看作人类与老鼠、虱子这些病菌携带者以及它们所导致的疾病的抗争史。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汉斯·辛瑟尔的《老鼠、虱子和历史——一本全新的人类命运史》融科学、艺术和历史于一炉，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开始，到十字军东征，最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将病毒对军事史和政治史的影响娓娓道来——“文明的滚滚车轮，因造成疟疾的疟原虫而退步不前；全副武装的军队，在被霍乱弧菌引起霍乱或痢疾后，抑或被伤寒杆菌感染后，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舌蝇翅膀上所携带的锥体虫，摧毁了大片的土地；世世代代的人，都曾饱受梅毒之苦。战争、征服以及伴随我们称之为文明而来的群居生活，只不过为更大的人类悲剧创造了条件”。 疫病与人类始终同在 因此，面对病毒，如何“除之而后快”成为各大电影的情节推动力，乃至直接消灭病人也在所不惜。但是，这种线性思维忽略了病毒并非孤立存在，它只是大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正如威廉·麦克尼尔在巨著《瘟疫与人》中所言：“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如果我们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单一的“原因”上，并尽力将某个特定的“结果”归因于病毒，易误入歧途。因此，我们亟待摆脱消灭病毒的简单思维，转向病毒与人类共生的系统论。 病毒在我们身上的寄生，就和我们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宿主和病原体之间在经历了许多世代以及数量可观的族群相互调适后，会产生一种能让双方共容共存的适应模式，不会给对方的正常活动造成重要损害。就此而言，我们之所以屡因病毒遭受不幸，恰恰在于人类发明的新技术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颠覆了此前的自然平衡，而没有留给其他生命形态充分的时间调节自己，以适应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危险。 人类虽以胜利者的姿态取得新的生态地位，但并没有改变生态系统本身。当人类一次又一次蹂躏其他生命形态达到自然极限时，生态就会失衡，就像病毒在我们体内失衡一样。其实，当我们将自己代入到病毒的视角，人类可能颇像一种急性传染病，即使偶尔表现出较少具有“毒性”的行为方式。在《血疫》结尾处作者不乏悲痛地说： 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它开始对人类这种寄生生物做出反应，人类的泛滥仿佛感染，混凝土的坏死点遍布全球，欧洲、日本和美国犹如癌症的烂肉，挤满了不停复制的灵长类动物，人类群落无限扩张和蔓延，很可能会给生物圈带来大灭绝。也许生物圈并不“喜欢”容纳五十亿人类。也可能是一百年间人类的极度增殖突然产生了海量肉类，这些肉存在于生物圈的每个角落，面对想要吞噬它的另一种生命体，很可能无法保护自己。大自然有自我平衡的手段。雨林有自己的防护手段。地球的免疫系统察觉了人类的活动，开始发挥作用。大自然在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via 社会科学报 点击“了解更多” 获取全文）
Alejandra Borrero..
